1破坏生态环境的警示——我们的城市环境

    1.1向滥用杀虫剂宣战的檄文

    1962年美国野生动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Carsen)的论著《寂静的春天》发表后，不但惊醒了美国，也唤醒了整个世界。时至今日，仍被公认是近50年来最具影响的论著。卡逊在全美园林俱乐部演讲时承认，解决环境污染和恢复生态平衡绝非易事，但她还警告说:等待的时间越长，面对的危险就越多。自从她下了这些断言，我们又悲哀地经历了许多，癌症和其他与农药污染有关的疾病发生率猛增，尽管我们已经有所控制，可是远远不够。

    1.2城市环境污染“大杂烩”

    仅从天津市园林植保造成的污染看，初步估算，市区平均每年至少喷洒30吨DDV和氧化乐果原液，这等于市区平均每年洒落80.9kg/k㎡原液；市民平均每年每人接触5.92kg的1000倍稀释喷洒液。据测定，喷洒氧化乐果1000倍液后10分钟，空气采样测定的氧化乐果平均浓度高达2.37g/立方米,48小时后平均浓度仍高达0.2g/立方米，如此严重的环境污染，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喷洒有毒农药不仅污染空气，而且滞留在植物叶片上的残液，通过雨水渗透到土壤中或排入了池塘、河流。最近，中国湖泊研究学科首席专家、中国工程院刘鸿亮院士透露:我国118个大城市中的115个城市地下水都受到污染，其中重度污染约占40%。最近一则新闻报道说:渔民从渤海水域捕到的“琵琵虾”不仅数量锐减，而且雌雄比例失调(雄虾占70%)。有关部门分析认为，主要是海水受到污染所致。仅天津市年每年排入渤海的工业和生活污水就达上亿吨。目前渤海水域的污染早已超过其自净极限，并经常因富营养化而发生赤潮。自80年代末以来，渤海海域赤潮频发，特别是1998年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赤潮，发生面积达5000k㎡，持续40余天，损失惨重。渤海湾内早先的优势海产品已近绝产，天津市惟一的天然扇贝等贝类底栖生物浅海域生态区内的资源量已不及80年代的1/10。各种污染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破坏的不是外界力量，而是人类自身的破坏性生存方式。 
    
    我们一直以“城市污染是一个大杂烩”为由，认为园林植保造成的污染微不足道，籍此开脱责任。虽然普通居民很少觉察到他们正在被迫接受有毒农药的污染，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病虫害防治，把公害转嫁给公众，是对公民健康不受侵犯权利的亵渎。对此我们怎能无动于衷？

    1.3杀虫剂是“杀生剂”

    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地方，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与人类面临核武器的威胁一样，人类制造了“核能级”的化学武器威胁自身。这些有害物质的使用后蓄积在动植物体内，甚至进入生殖细胞，导致基因变化，以致于破坏和改变决定未来生物形态的遗传物质。

    广谱性高毒杀虫剂及除草剂对所有的昆虫和植物“格杀勿论”，造成这一切的初衷仅仅是为了少数害虫和杂草。所以它们不应该叫“杀虫剂、除草剂”，而应称为“杀生剂”。滴滴涕、六六六(BHC)曾于20世纪40～70年代在全球广泛使用，并被赞誉为战胜虫害的“功臣”。后来药物学家发现它们一旦进入体内，最终会引起中毒，更危险的是它可以通过食物链传递并不断浓缩，母亲可以传递给腹中的胎儿。70年代，国际上许多国家禁止生产和使用滴滴涕，我国80年代也禁止生产和使用。马拉硫磷和对硫磷(1605)是高毒性有机磷杀虫剂，时至今日还在施用，譬如普遍使用马拉硫磷治蝗。更危险的是，当把马拉硫磷与某种别的有机磷酸酯混合施用时，毒性会骤增50倍。除草剂如同杀虫剂一样，也包含着一些危险性物质。譬如，2·4-D是广泛使用的除草剂，接触皮肤会引起神经炎。虽然此类的事件并不经常发生，但是医药当局已对使用这些化合物发出警告，更隐蔽的其他危险，可能也潜藏于2·4-D的使用中。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即使一些低毒除草剂也会对鸟类的繁殖产生不良的影响。来自美国《TheFuturist》的报道说:在近期一次美国26座城市饮用水调查中，环境工作组发现几百万人的饮用水中含有除草剂；儿童食品中的阿特拉津(一种抑制植物光合作用的广谱性除草剂)的浓度超过了联邦政府的标准。2000年5月，比利时发生了动物饲料遭受杀虫剂聚氯联苯(类似于二恶英的致癌物)污染事件，造成了当地食品安全恐慌。

    土壤中的有机体,诸如:细菌、真菌、藻类、昆虫、蚯蚓，它们分解动植物残体和矿物质元素，增进土壤肥力。当有毒化学药物侵入土壤后，对这些数量巨大、极为有益的土壤生物来说将会怎样？可以肯定的说，当我们喷洒广谱性杀虫剂或杀菌剂灭杀危及树木的昆虫和菌类时，同时也杀死了土壤中许多与树木共生的有益生物，因而大大削弱了土壤的新陈代谢活动，并影响到它的生产力。这些变化很可能使从前受压抑的潜在有害生物从它们的自然控制力下得以逃脱，并上升到危害的地位。

    自然界的物种进化和生态平衡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年代，但由于人类的生产活动和过度开发造成全球生态环境破坏，其变化之快，生态系统本身根本来不及应对和调整。20世纪全球城市化进程异常迅猛，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被彻底改变，许多城市环境恶化是最棘手的问题。

    2　城市园林植物保护的主旨——消灭论？控制论？

    2.1企图消灭害虫，结果事与愿违

    自从20世纪40年代有机合成化学农药陆续问世以后，人们曾对它们的杀虫威力深信不疑，瑞士的保罗·穆勒还因合成滴滴涕获得诺贝尔奖金。人们把滴滴涕、六六六(BHC)、对硫磷(1605)和除草剂赞扬为理想的药剂，毫无顾忌地喷洒，以期完全灭杀害虫和杂草。但是，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害虫越打越猖獗，结果遁入“农药自溺”的恶性循环。旷日持久的化学战不能取胜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计其数的有益生物在其间也被消灭了，害虫由于摆脱了天敌的抑制便爆发成灾。我们未曾料到的、破坏生态的惨痛事件已发生了很多。

    榆树曾是50年代美国许多城镇的主要绿化树种，因被感染荷兰榆树病而面临威胁。榆树上的一种昆虫是携带传播病菌的媒介，因此要控制榆树病蔓延必须先控制这种昆虫。于是在美国榆树集中的地区大量喷洒滴滴涕，秋天滞留有滴滴涕残毒的落叶被蚯蚓消解，滴滴涕在蚯蚓体内积累浓缩。翌春，一批批知更鸟飞来觅食，只要11条大蚯蚓就可以转送给知更鸟一份滴滴涕的致死剂量，结果导致知更鸟几近灭绝。我们是要鸟儿呢还是要榆树？俄亥俄州林业部门亲自检查了喷药的结果后大吃一惊，喷洒杀虫剂杀死了鸟类，也未能拯救榆树。而那些没有进行化学喷药的地方，榆树病并没有蔓延得如此迅速。纽约州没有依赖药物喷洒，采取理智的控制措施，集中病树进行销毁，取得很好的效果，而且控制费用低，该市的5.5万株榆树的发病率仅为0.2%。

    2.2有毒农药培育了害虫的抗药性

    使用高毒杀虫剂的整个过程就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螺旋形的上升运动。害虫可以向高级进化以获得抗药性，兹后，人们不得不再发明更毒的药。害虫常常进行“报复”或者再度复活，数量反而比以前更多。其实，是我们使用杀虫剂之后才造就出一代比一代抗药性更强的害虫群体。抗性产生的过程也遵从优胜劣汰的法则。源于一个种群的昆虫在身体结构、活动和生理学上会有差异，而只有“顽强的”昆虫才能抵抗住化学药物的药力而存活下来。经过几代繁殖和淘汰，一个具有顽强抗性的害虫种群就代替了原先的弱者种群。这一优胜劣汰的结果只能使原先打算解决的问题更棘手。据日本《综合防治》一书的统计，至1973年，全世界抗药性害虫已达到224种(类)，27年过去了，情况可能更糟糕。

    2.3控制害虫，有虫无害是理智的选择

    防治(Control)的英文原意是“控制”。杀虫剂不过是一种控制害虫的措施，但由于它的强大灭杀力，把人们引入“农药万能”的误区，因而造成破坏生态环境的连锁反应，人们终于认识到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方式使害虫与人类和平共处。

    综合防治允许害虫适量存在，这与“治早、治小、治了”、“有虫治虫，没虫防虫”的方针有本质的不同。自然界所有生物只是在一些特定条件下被我们划定为“有益”或“有害”。害虫也并非永远是害虫，低于危害水平时，它们不过是生物链中的一员。有些植物被我们视为“杂草”，只是由于这些植物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长在一个错误的地方而已。还有许多植物正好与要除掉的植物生长在一起，因而也被随之毁掉了。有时，我们只有破坏这些关系而别无选择，但应慎之又慎，考虑在时间和空间上产生的远期后果。

    综合防治是一种害虫种群管理系统，它利用一切适当的技术把害虫种群控制在引起经济损害的水平以下或不造成危害。即把害虫控制在“有虫无害”的水平，并引出“防治阈值”(指达到危害时的害虫密度)的标准，标准的确定基于对防治利益与防治成本的权衡。

    综合防治的目的是对害虫进行综合治理(IntegratedPestManagement，简称IPM)。其特点在于它强调充分利用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各种调节因子和限制因子，最终通过栖息在园林绿地中生物的相互作用，减轻昆虫作为害虫的程度，通过生物控制和栽培控制方法，减少杀虫剂的使用。 

分页:[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