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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州园林看中国传统园林的隐逸观与自然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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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 日期:[2012-1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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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陋、病、愚、拙、丑、瘦、枯”病态审美情结息息相关的是文人园主自身的生活体验。拉、拔、挤、压成形的造物们象征的是设计者自幼被桎梏至深的性格,他们是在诗书礼道、家法宗规的强压之下成长,以追求功名利禄的强烈愿望驱动生命,长年累月地幻想着登科中魁时的耀楣明祖和官亨发达时的趾高气昂。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他们,当看到扭曲变形的人“造”植物时,会感到如在镜中欣赏自己的快乐,自恋的感觉无限膨胀,丧失了对自由成长的最后一丝眷念,同时,也以造物主的姿态剥夺了其他生灵纯洁的生长天性,令其变成包裹华服的可怜尤物,凄然地立于庭中,僵硬地维持残喘的生命,而这仅仅只为满足文人士大夫们的移情需要,生生创造出了聊以慰藉的影子,不得不令人心痛。在今人看来,松、梅、竹、荷、柳、菊、兰这些承载着特殊文化意义的植物同时承担着美化庭院、绿化环境的重任,这两个功用孰轻孰重?恐怕,古人不会天真地按照今人的观点把环境排在前面,他们更多的是陶醉在“断肠明月下,梅摇影”、“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中敏感深细的伤怀与自怜,并让入园者始终被一种凄凄惨惨戚戚的沉郁压抑,达到矫饰情绪的根本目的,具备的只是今人幻想中的生态理念。
2.2山水之“美”
“多方胜境,咫尺山林”(计成·园冶),苏州园林自然观强调的是对自然山水的艺术再现,从而巧妙地把自然美和人工美结合为一体,营造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饮酒)的自然山水家园。于是,园主借地理优势,集太湖奇石,筑玲珑山体,在“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论语)的信奉下叠山理水,在物质世界的山水格局下营造精神世界中的仁知证明,使得园林可行可望、可居可游。无论是“一勺则江湖万里”(李渔·长物志)的网师园或是“一峰则太华千寻”(李渔·长物志)的环秀山庄,静态的坐石品泉代替了动态的游山玩水,缩微的山水想象已经成为园林营造的典型程序,园主在狭小的空间里缩龙成寸的模仿自然山水,“道法自然”成为了以假乱真的第一定律。然而,实则大谬。
在农耕社会,从乡村到城镇,处处都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只有顺应自然的法则才能繁衍后续。曾几何时,这种人与自然真正相和谐的中国广大的城镇乡村景观处处可见,“道在蝼蚁、道在稗、道在瓦甓、道在屎溺”(庄子·知北游),本真的生命力存在于真实的大众生活里,而不是存在于山水比德、花木比德的文人士大夫的“艺术”生活之中。如果说摆几棵苍劲凋落的老树,侍弄病梅、残荷就是所谓的生存范本,竖立几座假山,挖一池绿水就是所谓的依山傍水,这和现代庸俗不堪的模纹花坛,千篇一律的欧式草坪,随处兴建的高尔夫球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归根结底只是自私的满足了从原始一直携带到今的绿色怀念,扭曲和破坏了场所的地脉、文脉,而非真正的尊重自然。所以,在肤浅的“古为今用”命题下,当代中国景观设计陷入了重重困境,“腐朽虚假的园林艺术,与同样腐朽的来自古罗马废墟的城市艺术相杂交,充塞着、装点着当代中国的城市,成为中国城市化妆运动、园林城市运动的化妆品”。当我们正为不伦不类的美丽肌肤所陶醉时,环境恶化、自然灾害正像癌症一样已渐浸入骨髓,不知道若干年后由谁来接管犹如人皮灯笼般恐怖的家园。
3结语
对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园林的批判并不是逞一时之快,而是对其从另一方向重新审视,深入挖掘。现在的设计面对的是空间维度上的整合之争和时间维度上的蜕变之难,如何保持自身空间的完整性不被西方设计思想吞噬,如何保持自身文化精髓得以生生不息地传承,在面对这样的难题时,我们却总是潦草而简单地回答。其实,最为根本的一点是缺乏对传统的质疑能力,放弃了在疑问中深入学习的机会,所以才在古为今用面前束手无策,不知道如何取舍。这并不是现代人的错,而是中华民族具有凭感觉和直觉而非通过逻辑的思维总体把握事物的习惯,结果只能按照似是而非的认识指导行为,带入泥潭,无谓的挣扎。因此,只有挑战了缺乏否定和批评的学术环境,才能更好地理解传统,更坦然地面对现在,而不是这种不洋不土、不尴不尬的四不像境地,也才能吓止缅怀式的赞叹、自夸式的炫耀以及我行我素的中西合璧。
“2000多年的时间里,造园艺术在寻找无意义的风格、无意义的形式以及虚幻的异常情调,在虚假的桃花源中迷失了方向。”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园林不论是以隐逸观出发的造园冲动,还是脱离了大众生活的以意境画为旨的自然营造,都是上层文化中自私的娱乐行为。在人与自然关系迥异的今天,肩负着化解国土生态危机,找回遗失精神家园的我们,规划今天适宜居住的城乡环境蓝图时,怎能逃避现实,而只顾残缺审美的鄙陋遗风?回归真实,找寻本质和谐的人地关系,才是人间正道,才能走进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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