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时期是宋元时期。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随着经济的发展及文人画的勃兴，在艺术上追求清朗，俊巧，讲求“简”、“拙”、“雅”、“奇”。受之影响，私家园林也更多，更有韵味。据袁褧的《枫窗小牍》记载：“在东京，著名的有十余所，不著名的有百余所，满布城中。”在临安，据吴自牧《梦梁录》记载：“西冷桥即里湖内，俱是贵官园圃，凉堂画阁，高抬危榭，花木奇秀，灿然可观。”另，西湖边园圃“皆台榭亭阁，花木奇石，影映湖山，周围胜景，言之难尽。”此时的园林，可谓“神理兼备”。园林之“神”，可与绘画相比。南宋之画虽无大型作品，但意境极高，夏圭、马远诸等人着力于意境，多在含蓄上下工夫。到了元代，更追求“神韵”。如倪瓒的山水画，直接与园林有关，苏州狮子林的假山、池水，与他的山水画风格相近。此时诗、画、园浑然一体，叠山理水，辅以雅趣，蔚然成风。宋代的皇家园林主要集中在东京和临安两地，其规模和气魄不如隋唐，但规划设计更为精巧，少了皇家气派，更多地接近私家园林。北宋只有大内御苑和行宫御苑。南宋的临安在紧邻西湖风景区。行宫御苑大部分在西湖景区的优美地段，如集芳园、玉壶园、聚景园等。元代宫苑以金代中都城外琼林苑海子及琼华岛为中心。
最后一个时期即明清时期。明清时期，私家造园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两宋至明、清，中国传统园林由“壶中天地”转向“芥子纳须弥”。园林的面积不大，但重在求“意”，“意”比“神”有更高的境界。园林之“意”表达的是人与园或人与自然的内在哲理。此时的园林不仅是大自然的艺术再现，更是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或者是人的自我价值的演绎，最具代表性的为江南的私家园林，其中又以江南的“文人园”境界最高。这时期著名的南方私家园林有无锡的寄畅园、扬州的个园、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和环秀山庄狮子林等。北方私家园林则有翠锦园、勺园、半亩园等。从现今留下来的明清时期的宅园布局来看，北方的私家园林受四合院形制的影响较大，显得较为拘谨，南方的私家园林则在空间布局上更为自然大方。至于皇家园林，明代自成祖篡位直至明灭，大内玉苑宫由六处，即：“御花园”、“福建宫花园”、“万岁山”、“西苑”、“兔园”、“东苑”。清代建立之后，沿用明代宫殿、坛庙、园林，未作大的改变。直到康熙、乾隆多次南巡之后，将江南私家园林的艺术风格引入皇家园林，相继建成了著名的“三山五园”：即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畅春园和圆明园，并于承德兴建了更大的离宫“避暑山庄”。明清两代的皇家园林较之前代，大有创新。
二、道家天人合一观与园林意趣
陈从周先生在《续说园》中讲道：“造园一名构园，重在构字，含意至深。深在思致，妙在情趣，非仅土木绿化之事。”［4］(P16)从以上对中国园林发展的简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对韵味、意趣的追求一直是历代园主及造园家们孜孜以求的境界。而达到这一境界的公认标准就是“虽由人作，宛若天开”，也就是人的行为要合于自然。这恰恰反映了道家的天人合一观。“通天人、合内外”是中国人传统的思维观念。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的三大思想体系儒家、道家、佛家对此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阐释。儒家倡导“以天合人”，主张以代表礼、仁、乐等最高伦理准则的“天”合一于克己为圣的人，礼、仁、乐，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外在的客观自然性。徐复观指出，“儒家心目中的自然，只是自己的感情、德性的客观化。”［5］(P214)道家倡导“以人合天”，主张以无为清静之人合归于无为本然的“道”及“无”，而山水自然是道及无的一种体现。佛教禅宗力主“我佛为一”，“佛”是超尘脱世的“空幻”，又是无执无待的心性自然本体，佛禅无处不在，佛禅甚至可以体现为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可见，园林的建构很大程度上是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表达。
通观中国园林史可知，园林从早期豪门大户的花园绿地发展为在中国传统文艺中占有独特地位的园林艺术是在魏晋时期。而在这一时期园林的艺术境界得以提升全赖于当时的隐逸文化。而追究隐逸文化的发端还在于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思想中对自然的亲近为隐逸者提供了抒怀咏志的空间。
儒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泰伯、季氏)“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季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滕文公下、尽心上。)；禅说：“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坛经》(敦煌本，第三十节))，“放舍身心，令其自在”(《五灯会元》卷三)；道云：“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扩壤之野”(《庄子》：在宥、应帝王、天下。)，“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庄子》：在宥、应帝王、天下。)可以看出，所有这些思想都为隐逸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而道家的神仙思想和“游乎天地之间”的自由精神更是为失意的士大夫所向往。所以在以“天人合一”为基础、以道家为核心、以儒释为补充的相关隐逸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都有一种“道不明则隐”的寄情于自然、山水的心态。
隐逸是指社会中一些人超尘出世、回归自然的行为与心态。先秦就已有出现，但终成规模是在魏晋之后。中国封建统治大多视儒家思想为正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尽心上。)。然而事实上，历朝历代均有一批“士”游离超脱于统治之外；更有一批原本已进入统治集团并因之被称为“士大夫”的“士”，最终为现实所迫，时官时隐，边官边隐，游离超脱于现实统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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