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以罗马俱乐部为首的悲观学派，在DonellaH.Meadows指导下，提出关于世界趋势的研究报告《成长的极限》。该报告认为，人类将被技术文明的成就推向自我毁灭，世界正站在毁灭的当口。该报告提出后，一时成为当时环境保护运动的理论基础，但也引发不少学者的强烈质疑，因而提出较为乐观的未来学，称为乐观学派或技术至上者，其代表人物是HermanKhan。该学派认为，人类正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未来世界将是歌曲、音乐的世界，万能的科学技术将在地球上，以至天边的天空中创造出一个伊甸乐园。该学派另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JohnMaddox则在其著作《世界末日症候群》中指出，所谓人口、发展、及环境问题总会在适当时机透过适当的先进科技加以解决。

    然而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不同的数据不断告诉我们，乐观学派不免过于科技乐观。事实上，高风险不是透过科技手段就可以解决科技虽然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尝试解决这些风险的手段，但它们也往往也是造成这些风险的元凶！如果科技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我们内心学习所能掌握的，除非我们能将内心所学配合得上科技的进展，否则我们将注定会走上使自己毁灭，也损坏地球上其它生命之途。

    另一方面，人类需要集居地提供居住、休憩、庇护、养育等机能，而集居地的规划设计营造关乎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合谐存续与否。可以这么说：所有规划设计都有目的性，只是我们已经忘记：规划设计的真正意涵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事实上，规划设计者有机会创造新东西，或使旧东西更新再利用，只是这些作为是否符合永续性理想？

    在从事规划设计时，我们必须有智慧且从深刻的直觉及感情出发。人类希望有可理解的次序、美感、合宜、简单、预期的思考及有趣的发明等基本需求，规划设计者可透过各种作品尝试满足这些需求。但永续发展除了满足基本需求外，也必须考虑限制因子；质言之，规划设计专业人员可说是在次序与混乱、自由与虚无、过去成就与未来可能、永续与不永续之间的一道窄桥中尝试渡过。

    规划设计专业在工作中所展现的技术及才华将会在未来仍能够持续保有其价值，但是这点必须让我们对要规划设计的是什么及为何要如此作相当谨慎小心──因为我们所作所为及所使用的工具已使地球这颗脆弱星球的环境持续改变。既然规划设计者所造成的改变如此巨大且具威胁性，对规划设计者而言，他们便必须要在寻求解答的过程中扮演应有的角色。

    所有人都应该了解到我们的生态责任，也应该知道我们的生存有赖于我们对环境议题有透彻的认识，但目前看起来人类似乎仍相当缺乏动机去进行必要的基进改变。本文希望阐释的是，我们必须要对生态认知具有心灵上的感应，而不应该再像1970年代时将环境关怀视为流行风尚而已，也不应该将其视为对地球生命永续性的惊慌。本文认为，或许现在正是进行心灵改造的时候，以重新建构自然与人类之间的更密切连结。

    深藏在我们集体的无意识之中的是我们对人与环境关系的直觉认知，此认知在人类历史上正如钟摆般地此消彼长，有时我们和自然的关系密切而可作为所有行动的靠山，其它时候人与自然、人与其它动物之间的巨大鸿沟则夸张地被各种具有不同动机的政治、经济、宗教、科技人物所操控；或许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了。对曾经美丽的地景而言目前正破坏它的作法其实是极大的灾难，因为未来是会对人类报应的──如果有未来的话。大多数规划师及建筑师早已忘掉规划设计的古老训诲：将自然、气候、及各种元素加以考虑。FrankLloydWright曾经说过重要的是，我们要和自然一起运作…，我们要学习的是对自然建筑物的生态原则有更深层的认识。

    本文主要在探讨地方建筑与环境整合之间的关系，首先从永续发展的历程阐述环境、社会、经济三者之间的辨证关系，建构在此论述下，本文接着指出要迈向永续性未来，将主流典范移转到新典范的典范移转是必经的路程；而在典范移转的大前提下，本文以国家公园原住民建筑之营建模式作为地方建筑与环境整合的切入点，最终目的在于从人为与自然环境整合的角度提供生物多样性另一个可能的讨论空间。本文指出当下关于地方建筑的五大误谬，并提出对应的五大诠释，然而这些诠释无法真正达到三生一体的永续发展目标，除非能将这些诠释以多面向的方法来解读，本文因此提出五角矩阵的动态网状结构，作为国家公园原住民建筑营造模式的新典范，希望透过这样的典范移转帮助建构国家公园实质环境的永续未来，进而从另类角度帮助生物多样性的达成。

    一、永续发展的历程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则败之，执者失之。

    永续性这个观念从很早就在各种人类文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19世纪的德国人已经有永续产量的概念，而许多更早的文明，如北美印地安人，他们面对土地与自然的态度甚至比德国人更具永续产量的精神在早期具有书面文字定义的则属1915年加拿大保育委员会的文案：每一世代均有使用自然资本的权利，但是必须恪遵不减损自然资本的原则。

    而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在经历一系列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之后，人们开始认真反思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产生的矛盾，积极寻求新的发展思路和模式，即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又能保护资源、改善环境，于是永续发展因运而生。在永续发展论述产生的过程中，首先于1972年的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中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7条共同观点、26条共同原则。1972年的人类环境会议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探讨保护全球环境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也是环境问题首次纳入发展议程的里程碑，但该会议强调的是单纯环境问题，尚未将环境与社会及经济的发展加以结合。环境与发展不论在认识论上还是在行动纲领上都未得到解决，单就环境问题去治理环境，并无法摆脱人类所面临的困境。

    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首次使用永续发展一词，联合国呼吁全世界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的永续发展」。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及发展委员会，由当时挪威首相Brundtland担任主席。经过4年的研究，该委员会于1987年将《我们共同的未来》提交联合国，该报告将永续发展作为尝试调和环境及发展两个目标的踏脚石，当时该委员会接受了仍有许多人认为不够精准的永续发展定义：满足当代之需要，而不损及后代满足其需要的发展机。

    在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经济发展矛盾重重的双重背景下，联合国环境及发展大会于1992年6月在巴西召开，当时有183个国家代表团及联合国相关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长与会发表谈话。会议通过并签署了《里约热内卢环境及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重要文件。这次会议对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及先污染、后治理的作法加以否定，永续发展概念被普遍接受。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永续发展并不是激进的绿色思潮，因为它接受了经济成长是首要需求的主张，也认为人类的福祉应优先于环境的需要；而且对于人与环境的关系，仍然把环境当作是让人类运用并享受的资源。即便如此，各国政府在面对来自产业界与经济学家的反弹时，能够采纳永续发展概念，至少彰显出政府在政策考虑与制订时已能实际考虑这个名词。我们甚至可以说，由于环保运动的风起云涌，政府与企业界选择接受永续发展，其实是政治上的策略，因为如此方得以避免政治结果朝向不可知的方向发展。

    二、永续性未来：典范移转之必要 

      永续性愿景的真正意涵乃在于以新典范取代主流典范，也就是必须作到全面性的典范移转。Kuhn在其巨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描述了科学知识创建的过程：与一般人理念不同的是，Kuhn认为那些被用来建构最佳科学的想法，往往都不是当时最佳可行的想法，反而只是因为当时最强势的一群科学家都这样想，所以这些想法就顺理成章的成为科学方法，Kuhn将这些想法、信念和价值称为主流典范。这种知识典范并不能有效地融入新的想法，因为传统典范的倡导者将努力保卫旧有的典范，因此科学革命必须不断地被提出与实践，并且以一种全新且基进的想法来取代旧有的典范。然而即便有这样的倡议，但为追求科学的尽善尽美，大多数科学家仍会持续采取缓慢且保守的步调与立场。

    即便永续发展不是基进的环保概念，但它毕竟与传统发展模式有所区隔，因此永续性观念的提倡，仍需彻底改变人们对知识的认知及应用，也需克服社会大众认为简化论及断章取义可以应付所有挑战的幻觉。因此，我们不应仅局限于知识的取得，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发问及实践。当我们意识到人类的现况及其对未来的影响，会让我们思考以下的问题：引导我们作决策的模式是否和自然资本兼容？目前的决定究竟是创造资产或负债？哪些改善生活质量的作法危害了生态环境的完整性？如何使个人的成功和永续性兼容？以现况及永续性愿景而言，究竟谁赢谁输？综言之，新典范的特性大致可归纳为：

    l在新典范中，价值系乎于关系而非物质：在旧典范中，价值似乎只以可量化的物质来衡量；而在新典范中，价值乃存在于过程、产品、使用者、周围环境、及整个大环境之间的关系。

    l在新典范中，环境是一个小宇宙：旧典范的简化论认为必须透过个体来了解整体；但新典范中，则认为唯有透过动态的整体才能了解个体。

    l在新典范中，经济是生态的概念：接受永续发展便意谓着经济及生态观念必须和谐，而一般都同意永续发展需要有一套资源经济学，但永续发展有赖于多样性，多样性有赖于互补性这样的关系，目前并未被广为认知。

    l在新典范中，知道为何必须和知道如何相辅相成：我们必须具备从事跨学门、合作、行动导向等相关议题之研究能力，使参与成为提供愿景也提供规划的策略过程，以改善并刺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从上述的新典范意涵反思本文所要探讨的地方建筑与环境整合观点，国家公园的划设不仅冲击原住民的传统生活，而国家公园的相关管理与规定也与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信仰格格不入，进而呈现为国家公园规划管理vs.原住民族群生态争议不断的议题。在面对原住民要求保有传统生活方并回归传统部落体制的声浪下，如何能同时保有生态及生产目的，以臻永续发展三生一体之目标正是本文关切的要点。国家公园内的原住民相关议题甚多，与生物多样性之关连度也相当广泛，本文仅以原住民建筑为例，探讨如何在永续发展理想下，以典范移转为基调，提出原住民建筑之营造模式，希望能达到地方建筑与环境整合之理想，作为迈向生物多样性目的另类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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