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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问题的一些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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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2005年 第11期 作者：周曦、葛书红 日期：[2015-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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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从2005年3月至今，引起了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广泛关注。专业人士、不同媒体及各行各业的人士都很关心，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前几年在某国家级风景区修建巴米扬大佛的事件，对在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专业高等教育角度讲，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则体现了人们对园林及环境的不断认识和广泛关心；忧则表现在关心的角度过于杂乱且流于主观，甚至会引起不必要的专业上的混乱。园林行业的喜用“概念”，乱用“概念”是出了名的，无论是房地产项目中的园林，还是普通的公园、风景区规划，多用、乱用“概念”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到了国家奥林匹克公园国际投标项目，“概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之间的脱节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此，想起了胡适先生80多年前关于“主义”和“问题”的一段议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这些讲于近一个世纪前的话，至今听来犹在耳边，应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警醒。
这次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对其进行讨论，甚至争论的人，大致可以分成几部分：一是关心园林事业和环境事业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二是园林、建筑行业的专业人士；三是各类传媒人士，包括报纸、电视，尤其是网络；四是环境保护的相关职能部门；五是圆明园管理和政府相关管理、职能部门；六是以保护环境为旗号，而别有目的者等。
对于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的争论，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3点：一是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定性和定位问题；二是湖边、湖底铺膜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问题；三是探求防渗处理的更佳技术方案。
对于上述问题的支持和反对者来说，大家都有很多甚至很充分的理由。我们在此并不想对这些理由和争论逐一梳理和辨析，而只想对其中的主要问题加以分析，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并希望有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关于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定性和定位问题，本已非常清楚，不想这次又被拿出来进行讨论，在此我们仅引用清华大学郭黛姮教授在听证会上的发言以说明之：圆明园的性质是一个历史园林，又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今天还是公众休闲的场所”，“历史上圆明园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杰作，是一座规模巨大的人工性较强的皇家园林，其中水的面积占40%”，“在圆明园的保护工作中，山形水系是圆明园的基本骨架，如果反映水系的河湖水面得不到保护，将会破坏圆明园的整体性。满足圆明园‘水’的存在，是历史园林保护所必须的，园中的水是保护圆明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是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或者外国的专家学者，圆明园都不应该是那样荒荒凉凉的样子”。持同样观点的专业人士还包括檀馨教授、沈志良教授和李开发教授等（他们分别是园林设计师、水利专家和水资源专家）。从上述，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其一，这次争论中，很多设计和专业工作者都对工程表示了支持，这是否是一种偶然?另外，与文章开头胡适先生的话有没有一定的联系?值得认真思考；其二，郭先生的上述讲话，道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圆明园要不要水，要不要山形水系。现在看来，大部分同志还是在保持有水这一前提下进行讨论和争论的。对于极少数不了解实情或者别有目标的以维持圆明园历史面貌为口实的人，我们引用王沛永博士的一段话以回答：“对于圆明园来说，水必须要有，如果没有水的存在，不但历史景观无法再现，而且还会形成新的生态灾难。正如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任玉岭所说，‘任何反对防渗做法和主张拆掉防渗层并要求维持圆明园历史面貌的人，实际忘记了北京已面临水危机的现实。脑袋都没有了，哭头发还有何用！湖面干涸，鱼死草枯，一片凄惨，这样哪还有历史面貌可谈’”。
记得十几年前，圆明园还是一幅“荒荒凉凉”的样子，关于喜欢圆明园的荒凉，还是有完整山形水系，至今仍可分为两派。但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需不需要管理。一个发生在中国北京现代城居民区里的圆形钢筋混凝土的“思想空间”（艾未未设计），几成了少不更事的儿童和民工们的便所；而同样的圆形钢筋混凝土的“冥想空间”（安藤忠雄十几年前设计）安置在联合国机构的建筑庭园中就成了艺术作品。同样作为对比的是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遗址，散落在自然山坡和草地中，构成了一种遗址的状态；而十几年前的圆明园遗址，无人管理，虽然有一种自然和荒凉之美，但其被破坏和损毁的速度和程度实在无法被接受，这种国情和现状的差别是不能漠然无视的。
如果圆明园需要管理，需要水系，那么水源就成了下一个具体的问题。圆明园的补水有3种可能的来源，其一是雨水，其二是中水，其三是市政给水。以北京作为严重缺水城市的基本状况，市政用水作为圆明园水系的补水会越来越困难。首先是贵，其次是越来越少，这是不争的事实；雨水不够，也无用过多讨论；惟有中水一条，最近成了城市环境用水的灵丹妙药，似乎哪儿水不够，上了中水就能解决问题。
中水实际上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目前大部分的中水都是以视觉和嗅觉的主观判断作为标准，一般无法达到人体可以接触的水平。如果处理至人体可以接触的水平，其费用则无法承担。因此，北京奥运森林公园有所谓专家提出以湿地植物进一步处理中水（30hm2的湿地），而后排至主水体（100hm2）的荒谬方案，以至引起一连串的误导和走了一大段弯路。虽然目前已得到纠正（减少湿地面积，且仅作为教育科普用），但其造成的损失和概念上的误导，非几句话能澄清和纠正，各方人士切不可以中水先误了奥运森林公园，再误了圆明园，最后误的是老百姓。
下面要谈一谈这次圆明园“事件”最热点的话题，即湖底、湖边铺膜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宽泛的概念上说，任何人类的活动，包括工程活动，对生态环境都会产生影响，问题是其产生的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
称其具有正面影响，主要是指在有限的水资源条件下，能维持圆明园最基本的水生环境。因为，从北京市整体环境看，圆明园所能起的生态作用是很有限的，这一点，希望能引起关心圆明园的各界人士的切实关注。“对于防渗工程是不是影响北京的生态，那些号称说生态灾难的人也不敢说这句话”。
称其具有负面影响，主要观点是：其一，改变了湖泊的底质条件，有些生物不能适应；其二，底衬、侧墙阻断了地表水与地下水的联系，对水生和近岸植物、生物有灾难性影响；其三，一些不合理的改造，会降低遗址的文化、生态价值；其四，适当的湖底渗漏对北京市地下水很有好处。
毋庸置疑，给任何城市水体铺防渗膜的做法均为下策。但是，正如胡适先生所说，我们不能仅关注于“概念”和“主义”，更应该关注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就会越来越走向问题的实质。大家都认识到铺防渗膜是一个下策，是不完美的方法，但毕竟离解决问题更近了一步，有没有比不铺防渗膜更好的中策和上策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听到这样一个“上策”甚或“中策”，只是隐隐约约听到有人似乎要保持现状，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时期的现状，明清的、民国的、解放初的、“文革”的还是现在的现状。也许是一种放任不管的现状。
其实，上面几个负面影响的问题，在圆明园防渗工程的预研和后期一些专家的补充意见中提出了解决方案，那么，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做法问题，也就是一个工程技术问题，而不是一些人所谓的生态问题，甚至道德问题。
首先，我们看到圆明园管理处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编制了《圆明园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以及圆明园节水灌溉工程、雨洪利用工程、东部湖底防渗工程、内湖补水工程4个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其中，防渗工程范围主要集中在重点景区的湖底，只做底层防渗，不做侧防渗，保持有部分侧渗量，以保护原有的驳岸遗址和沿岸植物的生存环境。
圆明园管理处实施过程中为何又进行了侧防渗处理？这一点才是我们认为的圆明园管理处的最大失误和问题所在。但是，对于诸多非实质问题的讨论和争论，掩盖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圆明园管理处从理论上早已认识到维持驳岸原貌的意义。首先，现有驳岸虽称不上是历史的原貌，但毕竟经过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积淀，植物、山石、土壤结合得比较完美，对于普通游客和外国游客来说具有一定的历史感；其次，山石驳岸有一定的渗水能力，但总的比例又不大，而水岸交界处正是植物和生物最丰富的地方，有利于环境的改善。而现在驳岸的重新砌筑，短时间内很难达到一种相对自然的效果，同时杜绝了侧渗漏，对岸边植被（尤其是湿生植被）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是必须加以纠正和改变的。
如果将此概念延伸，在近岸处也不做防渗处理，并适当抬高湖底，既有利于水生植物生长，又能增加部分水的交流，如果再按沈忠良教授的提议适当铺设排水井，则水交流和防渗之间的矛盾基本可以统一，同时对近岸植物的“灾难性”影响也当无从发生。
北京市并不是第一次为防止水流失而进行防渗漏铺设。早在1998年就开始对30条河流、26个湖泊进行治理，采用“河道衬砌”的手段。当时许多环境专家及民间环保组织坚决反对这一做法，但北京市水利局强调衬砌水渠所节约的8000万m3水，对于北京的节水有着重要意义。和这次圆明园防渗工程一样，反对者其中的一个理由是，美国近年来正进行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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