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统计心理学的理想环境模式（部分）

    TABLE1ThepsychologicalstatisticmodelofidealenvironmentforChinese(part)

    1.2理想“风水”环境模式

    中国古代寺庙及陵墓的选址，从某种意义上说最能反映中国人的理想环境模式，因为，这类建筑的选址受现实生活功利性的制约较小，且多发生在自然环境中，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和选择域。无论是寺庙或陵墓的环境，“风水说”都始终强调了这样一个整体环境模式：“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一模式的理想状态是“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1]即建筑选址应在山脉止落之处，背依山峰；面临平原，水流屈曲，入收八方之“生气"；左右护山绕抢，前有秀峰相迎。这种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风水”环境模式其深层意义何在？

    1.3日常行为中的理想环境

    只要我们观察一下公园中散步和选择座椅休息的人，会场上或餐厅里选择座位的人，以及更为日常的行为，我们就会发现一些人们无意中表现出来的对某些环境结构的偏好。诸如对“边缘”环境的优先选择，包括对草地－树丛边缘，水－陆边缘及广场边缘的偏好，对便于了望和庇护的环境的偏好，以及对走廊和便于“窥视”或“非法出入”的豁口的偏好等等。如果不是为了现实的功利需要，人们所偏好的环境的深层意义何在?

    2 原始人"满意"的生态环境是现代人理想环境模式的基本原型

    2.1中国原始人类的“满意生态环境”

    人类祖先离开森林走向大地之后，其生活便充满了残酷的竞争和挑战。自然选择的结果使人类进化并遗传下了识别，评价，预测和利用自然环境的能力，凭着这种心理能力，人类祖先去选择利于其生存和发展的“满意生态环境”。通过古人类考古资料，我们可以对一些典型的中国原始人长期生活过的“满意生态环境”(表2)作些结构与功能的分析。

    表2典型的中国原始人类的“满意生态环境”

    TABLE2Sometypical“ecologicallyoptiumenvironmentsforChinesehominidancestors”

    2.1.1边缘结构和边缘效应

    表2各典型的“满意生态环境”都具有一种边缘结构特征，即它们都处在山地与平原/盆地或河谷平原的边缘带上，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边缘效应:首先，由于边缘地段上自然生境的多样化，导致了植被类型的多样化，因而也是多种草食性动物的集中分布区；

    同时，地理景观的边缘带往往是动物迁徙的必经之地，如食草动物随季节变化而进行的山地与平原之间的迁徙，以及由于每种动物对多种生态系统的需求而进行的运动等，这些都为原始人的采集和狩猎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第二，边缘地带具有“了望－庇护”的便利性。在竞争激烈的自然环境中，原始人类必须时刻注视攻击性猛兽的袭击和猎物的运动；

    同时，由于人的视域的局限性，他必须确信其看不见的背后是安全可靠的，并能根据情况进行有效的攻击或逃避。背依群山俯临平原的山麓正是"看别人而不被别人看到"易攻易走的最佳地形。

    第三，对只有20－50人的原始人群体来说，旷野上的围猎和防范都不是一件易事，他们必须防止猎物从任何一个方向逃走或防止攻击从任一方向发生，而在边缘地带，由于山崖/河流等天然障碍的存在，围猎和防范都有效多了。第四，人和其它动物一样，需要在多个生态系统中寻求食物和庇护，边缘环境则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这种需求。

    2.1.2闭合与尺度及其效应

    自然环境是无限的，而人的运动速度和强度及环境的识别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人的正常活动都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超过这一范围就会有“迷途”的可能，而这对原始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一个"满意"的生态环境必须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尺度适宜的生活空间，山间盆地，谷地或大平原之角隅都是较佳的选择。

    从表2还可以看出，原始人居住的直接生境，一般并不在大山上，当然也不在空旷的平原上，而是在临近大山而又相对独立的小山丘上，高度和面积都有限。显然，在这样有限的范围内，任何潜在的危险都是可以排除的，使其生活的空间具有确定性和整体感，这对种群的生存和延缓是十分重要的。

    2.1.3豁口及走廊结构及其效应

    一个满意的闭合空间并不是绝地封闭的，它具有一些与外界相联系的豁口，这种豁口沿河流谷地延伸，成为沟通各组邻闭合空间的走廊。它们一方面是动物迁徙的通道，因而是狩猎的最佳场所；另一方面，它们也原始人自身迁徙的必经通道。当部落人口增加或目前空间内的资源枯竭以及因竞争失利而被迫放弃目前的空间时，部落就可以通过走廊向新的空间内扩展，从而保证了部落的延续和发展。，如北京猿人就曾几度放弃龙骨山一带的活动空间，而很有可能就是沿永定河-桑干河山谷走廊，进入河北及山西的山间盆地[3]；在不牺牲自身活动便利性的同时，原始人可以利用狭小的豁口和走廊有效地阻止不受欢迎的侵入；当然，作为走廊的河谷为原始人提供了生存所必须的水源和丰富的采集资源，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2.2并非偶然的同构现象

    由以上讨论可见，环境的边缘结构/闭合结构及尺度限制/豁口及走廊结构，对原始人的生存与进化有着极其重要的生态意义，正因为如此，自然选择通过遗传途径，使人类具有对上述环境结构的本能的偏好。当中华民族进入农业社会以后，上述心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其原有的生态学的功利意义，但它们却随时都可从环境的审美反应或吉凶反应的形势表现出来。只要比较一下篇首的理想环境模式，就会发现它们与中国原始人的“满意生态环境”具有同构现象，这不是偶然的。依山面水或俯临平原的建筑选址，背靠树丛面向草地或水面的座椅选择；环抱而“透气”的“风水”空间，围合的树林草地；屈曲水流，蜿蜒的道路及走廊等等；都反映了人们对环境的边缘结构，闭合结构及走廊结构环境整体特征的偏好。值得注意的是，环境的具体成分(如树林或山体，道路或水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环境的空间结构，正因为如此，上述探讨才更具有普遍意义。由此可见，原始人类的“满意生态环境”正是现代人理想环境的原型。

    3 主要文化定型时期的环境经验与中国人独特的环境观

    如果说中国原始人在其进化过程中的环境经验，具有人类进化史的普遍意义，尚不能充分说明中国人独特的环境观的形成；那么，我们有充分理由说明中国文化主要定型时期独特的环境经验，对中国人独特的环境观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周代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主要定型时期，尤其是在建筑文化方面，如宫室，城郭的制度，历代王朝都基本上沿袭了周的传统，我国北方传统的四合院，也能在周初期找到其原始模式。被誉为群经之首，并对后代的"风水说"产生较大影响的《易经》之本经也形成于周代。而周民族发展时期的主要活动地域是以岐山，长安一带为中心的关中盆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周人在关中盆地中的自然及社会环境经验，对中国人独特的环境观之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关中盆地是一个“放大”了的原始人的“满意生态环境”。这里，周人背依秦岭，俯临渭河地堑平原；西北侧的黄土高原与盆地周围的山脉构成了一个闭合性的很强的空间，多条河流谷地是盆地与外部，特别是其与华北大平原联系的走廊。这一环境，对周人来说同样产生边缘效应，闭合和尺度效应以及走廊效应。但这种效应主要表现为周民族在农业上的生态优势和与其它民族竞争上的优势